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6月4日 《齐鲁晚报》）。
就世界大家庭来说，除了因避免战乱而引起的非正常迁徙之外，和平时期的正常移居特别是国于国之间的移民各个国家都有着较为严格“准入”政策，我国当然也不例外，从报道中看，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且是对外“移民”，这对于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来说就很难说是正常，就报道中的描述，笔者通过深入思考，在这庞大的移民队伍里，粗略的看一下，就不难发现大致可分为三类：贪官、富豪及各领域里中坚精英分子，而这类人员争相移民，给国家造成的不仅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人才的流失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究其主要原因，不能不说还是是我们制度上的缺憾。
贪官外逃究竟卷走了国内多少资产，没有任何部门可以准确的统计出，但绝对应该是天文数字，贪官卷款外逃是制度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通病，在制度建立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几乎是不存在，我过的贪官外逃主要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转型时期直至现在，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得巨大的个人利益之后，利用国家制度的不完善之机，就早早的为外逃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便携家带口悄然离开，有的官员在任职期间，将其家属子女早早移民海外，所获赃款也悉数卷出，自身在国内继续做“裸官”，扮演其最后的疯狂，在大捞特捞一番后，利用出国“考察”之机滞留不归，待国内单位发觉，人家已经成了“外国公民”，南方某地曾明文规定，“裸官”不能担任党政机关等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但任然是治标并不能治本，况且，二三把手中权力也足以让一些贪官赚的盆满钵漫，不从根本上加以制度来约束监督，贪官外逃成“移民”的现象就不可能完全杜绝。
记得前不久在《中国青年报》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富人们》，对在中国生活的富豪们有一段深刻的描述，文章说，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着巨大的“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着相当大的重叠(但绝不是全部)，因此，中国的富人群体往往被社会底层或愤青群体视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富豪在国内缺乏相对的“安全感”，甚至时时刻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及时地“见好就收”甚至逃亡国外，就成了他们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和选择。国内的少数地方政府对来当地投资办企业的富豪们，往往是橄榄枝加陷阱，招商引资时什么优惠政策都敢拍胸脯，而一旦进了“笼子”，富豪也就成了权势案板上肥肉，不让你“净身出户”誓不罢休。一些地方的政策也是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朝令夕改在一些地方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中坚精英分子成为移民国外的最多一族对国内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是最大而且是深远的，报道中也说：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由此可见，国内培养的人才在耗费了巨大的资源后，没有为自己的祖国效力，飘然间就飞出了国门，这里面固然有一些人是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影响，把出国成为“外国公民”作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但其实也与国内的制度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创业，户籍，住房等等许多现实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迫使这些技术上精英在为事业拼搏的同时，还不得不绞尽脑汁来处理好于权力部门的关系，筋疲力尽之际把希望寄托在移民上，最终“愤然离去”。
有人说，人们的爱国之心是流在骨髓中的，面对移民大国，我们丝毫不怀疑这些移民同样具有的爱国心，在国外取得一定成就后毅然报效祖国的很多华侨移民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眼前这个残酷的现实，无论是贪官、富豪和中坚精英分子把生存的目标投向海外，对国内来说都是损失，怎样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上来消减这种现象，已经是摆在我们政府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否则由此下去，中国要真正走向强国，道路就会更加艰难。 (作者：朱永华)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张福生 |
